墓之墓 Grave of Grave
墓碑殘件、水泥 Fractured gravestones, cement

一組十六件 A set of 16
40 × 76 × 30 cm 單件 each

2022


墳墓荒廢、失祭、毀壞,最後被拆除,宣告人在世上的第二次死亡。它所紀念的不再只是墓主,而是墓碑自身;它來到一座屬於它的墓園。它們所紀念的是記憶與世代的消滅,與一段段無名的往昔。


Graves are abandoned, forgotten, fragmented and demolished, declaring the second worldly death of one. They are no longer a commemoration of the deceased alone, but the graves themselves. In the graveyard for graves, they honour the memories of the bygone era.

        我穿過重重的歷史,只看見大片荒蕪野地,一座座無字碑縱橫,寂靜無聲。

        如果一個個人是組成歷史的基本單位,他們的墓便是一個個往昔的遺物。碑是歷史的物質遺存;文字作為記憶的伸延,使人的溝通穿越今昔之隔、世代之隔,賦予碑明確的紀念性內涵。碑指示過去,象徵回憶、肅穆與終結。人訪碑、讀碑,是「當下」和「過去」的相遇,觸發我們對時間的敬畏、過客的愁情。以石造碑,是期望金石永存,可垂萬歲,盼人及其跡永恆與不朽。然先是人殁,後及碑殘。即使是金石之堅,在時間下難盼永恆,遺忘與煙滅乃是常事。

        個體生命結束後,並不代表一切社會關係的完結,墳場墳墓讓生者與逝者延續這個社會關係,直至破碎的墓碑宣告人在世上的第二次死亡。作品中所用的墓碑殘件均來自鑽石山墳場。在上年參觀鑽石山墳場時,看見一堆破碎的墓碑就這樣連同其他廢物被棄置在墳場之外,候待泥頭車收走,與垃圾無異。此景象震撼我內心,原來人的終局不過如此。有一說認為,只要一個人仍停留在生者的記憶裡,他並未真正死亡。墳場、墳墓正正是讓人實踐紀念的場域。悉心建造、照料和拜祭的墳墓代表生人對逝者珍而重之的紀念,也可能是人曾在此世的唯一實體證明。然而記憶不會長存,隨著世代更替,墳墓荒廢、失祭、毀壞,最後被拆除,象徵人正式告別此世。

 

        鑽石山金塔墳場(舊稱「新九龍八號墳場」)在1938年建立,因所埋葬的大多屬當時之平民階層,墳墓形制相對較簡陋,縱橫遍佈整個山頭。[1] 出自這裡的墓碑殘件,似是有名,卻又是無名的;他們的名字被歷史掩埋,身份似有若無。作品拾取無名墓碑殘件,將每一件嵌入白水泥之中,倒模製成同一尺寸的長方體,以「復原」墓碑。它們被整齊排列展示,猶如身處墓園。作品名稱Grave of Grave,意即墳墓的墳墓。殘碑被掘起、修補、陳列,脫離了它們原屬的鑽石山墳場;它所紀念的不再是墓主,而是墓碑自身;它來到一座屬於它的墓園。它們所紀念的是記憶與世代的消滅,而不再是曾經生活在那裡的人的死亡;它們陳列的是這些地點的遺物,而非人類的遺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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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鑽石山墳場外,一堆破碎的墓碑就這樣連同其他廢物被棄置在垃圾堆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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鑽石山墳場毗鄰鑽石山火葬場,座落於南山尾大片山坡之上

        傅柯(Michel Foucault)在1967年提出城市空間中「異域」(Hétérotopie)的概念,其中墳場屬異域之一:墳場是在個人生命終止後才開始運作的空間,與日常和傳統的時間斷裂,在不斷分解、消失間獲得近似的永恆。[2] 作品的陳列透過歷史場域的保存與有形標誌,使觀者感知地方記憶,在展覽場地重構墳場「異域」與紀念的場域。如果廢墟是歷史的物質性遺存,歷史痕跡消逝後的虛空便是一場悼念、一個主觀想像、一座無形的紀念碑佇立。殘碑被修補成一個個白色立方體,修補的部分形同虛空。它指示了過去,而不再現過去。虛空被想像成一個空廓的曠野,裡面凝結著歷史記憶的不是荒廢建築或衰敗之物,而是一個特殊的、可感知的「現場」(site),它被觀者賦予一種「主觀的實在」(subjective reality)。[3] 在此可借用藝術史學家巫鴻對「虛空」之詮釋:「……激發情思的是觀者對這個空間的記憶和領悟,而非可視、可見的外部特徵……面對著歷史的消磨所留下的沈默虛空,觀者感到自己直面往昔,與它絲絲相連,卻又無望地與它分離。」[4] 正是人對「空」的這種凝視引發了對往昔的哀傷,觀眾意識到自己正面對一個無名的往昔,過客的悲傷正是由直接面對歷史而引起的。

 

        作品以碑為題,卻又可以以「反紀念碑」(counter-monument)的理念來理解。傳統意義上的紀念碑一般指涉由權威樹立,以宣揚官方光榮歷史或將政治理念合法化,又或紀念大浩劫(holocaust)和戰爭犧牲者的建築。[5] 為顛覆權威與不公的集體記憶,反紀念碑成為二戰後德國公共藝術的一大類別。屬於個人的墓碑不屬於傳統意義上的紀念碑,卻與紀念碑面臨同一困局。人將應該記憶的歷史外化在碑上,而沒有內化在人心中;記憶的責任被推給了石頭,碑提醒過去的功能被懸置。立碑成為一種自我安慰,人想在世間留下什麼,卻始終沒能真正留下。遺忘令記憶的責任被轉交給石頭,繼而邁向毀滅。「反紀念碑」的作品不是要成為人們的撫慰,反而希望抓住一些特定時刻中,人們感到自己直面往昔的那種震撼情感,可以是一點疑惑、一點恐懼、一點敬畏、一點哀傷。與過去有了情感上的連結,歷史不再僅是冰冷的石頭與文字,而將被活化成記憶。這是一項記憶工事(Erinnerungsarbeit; Memory Work),期待能展開妥善地記憶過去之過程,它不僅涉及將過去紀念碑化的過程,更著重過去對現在的影響;它並不只希望流傳來自過去的物質,而更必須善盡道德責任,保持對那些曾經在此卻不復存在的不同群體負有債務之感,將記憶的責任從石頭上卸下來,從新植入活人心中。[6]

 

        主流歷史企圖周全、權威,實際卻掛一漏萬。只有無數微觀歷史,才可以構成更宏觀的視野。殘碑除了是一個人的遺物,也是一個世代的遺物:它們是一個消逝世代的碎片,有意或無意地從原始的語境中割裂開來,成為當代文化的一部分,遺物因此同時具有過去性與當下性,它植根於過去,但又屬於此時此地。[7] 作品不在於懷古、重構過去,或呼籲保育所有來自過去的一切,而是希望抓住一些特定時刻中,人們感到自己直面往昔的那種強烈情感,展現「轉瞬即逝與綿綿不絕、毀滅與存活、消逝與可視可見之間的張力。」[8] 觀乎過往,可讓我們具備前瞻式的尋求。生與滅無往不復,終究是循環,在時間下難盼永恆,我們都只能是歷史的過客。

 

[1] 高添強:〈香港墳場發展史略:1841-1950〉,載張燦輝、梁美儀合編:《凝視死亡——死與人間的多元省思》,香港:中文大學出版社,2005,頁228。

[2] 梁美儀:〈香港墳場:城市空間的「異域」〉,載張燦輝、梁美儀合編:《凝視死亡——死與人間的多元省思》,香港:中文大學出版社,2005,頁258。

[3] 巫鴻:〈廢墟的內化:傳統中國文化中對「往昔」的視覺感受和審美〉,載巫鴻著,肖鐵譯,《廢墟的故事:中國美術和視覺文化中的「在場」和「缺席」》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7,頁24。

[4] 同上註,頁28。

[5] 黃慕怡:《遺忘的權利:從反紀念碑的記憶工事探討〈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〉》(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博士班美術理論組(西方美術史)博士論文,中華民國一〇八年八月),頁4。

[6] 同上註,頁5。保羅.利科(Paul Ricœur)著,李彥岑、陳穎譯,《記憶,歷史,遺忘》,上海: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,2018,頁112。

[7] 巫鴻:〈廢墟的內化:傳統中國文化中對「往昔」的視覺感受和審美〉,載巫鴻著,肖鐵譯,《廢墟的故事:中國美術和視覺文化中的「在場」和「缺席」》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7,頁69。

[8] Hans Frankel, 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, p109-110. 載巫鴻:〈廢墟的內化:傳統中國文化中對「往昔」的視覺感受和審美〉,載巫鴻著,肖鐵譯,《廢墟的故事:中國美術和視覺文化中的「在場」和「缺席」》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7,頁33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