墓之墓 Grave of Grave | 朱樂庭 CHU Lok Ting

墓之墓 Grave of Grave
墓碑殘件、水泥 Fractured gravestones, cement

一組十六件 A set of 16
40 × 76 × 30 cm 單件 each

2022

墳墓荒廢、失祭、毀壞，最後被拆除，宣告人在世上的第二次死亡。它所紀念的不再只是墓主，而是墓碑自身；它來到一座屬於它的墓園。它們所紀念的是記憶與世代的消滅，與一段段無名的往昔。

Graves are abandoned, forgotten, fragmented and demolished, declaring the second worldly death of one. They are no longer a commemoration of the deceased alone, but the graves themselves. In the graveyard for graves, they honour the memories of the bygone era.

我穿過重重的歷史，只看見大片荒蕪野地，一座座無字碑縱橫，寂靜無聲。

如果一個個人是組成歷史的基本單位，他們的墓便是一個個往昔的遺物。碑是歷史的物質遺存；文字作為記憶的伸延，使人的溝通穿越今昔之隔、世代之隔，賦予碑明確的紀念性內涵。碑指示過去，象徵回憶、肅穆與終結。人訪碑、讀碑，是「當下」和「過去」的相遇，觸發我們對時間的敬畏、過客的愁情。以石造碑，是期望金石永存，可垂萬歲，盼人及其跡永恆與不朽。然先是人殁，後及碑殘。即使是金石之堅，在時間下難盼永恆，遺忘與煙滅乃是常事。

個體生命結束後，並不代表一切社會關係的完結，墳場墳墓讓生者與逝者延續這個社會關係，直至破碎的墓碑宣告人在世上的第二次死亡。作品中所用的墓碑殘件均來自鑽石山墳場。在上年參觀鑽石山墳場時，看見一堆破碎的墓碑就這樣連同其他廢物被棄置在墳場之外，候待泥頭車收走，與垃圾無異。此景象震撼我內心，原來人的終局不過如此。有一說認為，只要一個人仍停留在生者的記憶裡，他並未真正死亡。墳場、墳墓正正是讓人實踐紀念的場域。悉心建造、照料和拜祭的墳墓代表生人對逝者珍而重之的紀念，也可能是人曾在此世的唯一實體證明。然而記憶不會長存，隨著世代更替，墳墓荒廢、失祭、毀壞，最後被拆除，象徵人正式告別此世。

鑽石山金塔墳場（舊稱「新九龍八號墳場」）在1938年建立，因所埋葬的大多屬當時之平民階層，墳墓形制相對較簡陋，縱橫遍佈整個山頭。[1] 出自這裡的墓碑殘件，似是有名，卻又是無名的；他們的名字被歷史掩埋，身份似有若無。作品拾取無名墓碑殘件，將每一件嵌入白水泥之中，倒模製成同一尺寸的長方體，以「復原」墓碑。它們被整齊排列展示，猶如身處墓園。作品名稱Grave of Grave，意即墳墓的墳墓。殘碑被掘起、修補、陳列，脫離了它們原屬的鑽石山墳場；它所紀念的不再是墓主，而是墓碑自身；它來到一座屬於它的墓園。它們所紀念的是記憶與世代的消滅，而不再是曾經生活在那裡的人的死亡；它們陳列的是這些地點的遺物，而非人類的遺骸。

在鑽石山墳場外，一堆破碎的墓碑就這樣連同其他廢物被棄置在垃圾堆中

鑽石山墳場毗鄰鑽石山火葬場，座落於南山尾大片山坡之上

傅柯（Michel Foucault）在1967年提出城市空間中「異域」（Hétérotopie）的概念，其中墳場屬異域之一：墳場是在個人生命終止後才開始運作的空間，與日常和傳統的時間斷裂，在不斷分解、消失間獲得近似的永恆。[2] 作品的陳列透過歷史場域的保存與有形標誌，使觀者感知地方記憶，在展覽場地重構墳場「異域」與紀念的場域。如果廢墟是歷史的物質性遺存，歷史痕跡消逝後的虛空便是一場悼念、一個主觀想像、一座無形的紀念碑佇立。殘碑被修補成一個個白色立方體，修補的部分形同虛空。它指示了過去，而不再現過去。虛空被想像成一個空廓的曠野，裡面凝結著歷史記憶的不是荒廢建築或衰敗之物，而是一個特殊的、可感知的「現場」（site），它被觀者賦予一種「主觀的實在」（subjective reality）。[3] 在此可借用藝術史學家巫鴻對「虛空」之詮釋：「……激發情思的是觀者對這個空間的記憶和領悟，而非可視、可見的外部特徵……面對著歷史的消磨所留下的沈默虛空，觀者感到自己直面往昔，與它絲絲相連，卻又無望地與它分離。」[4] 正是人對「空」的這種凝視引發了對往昔的哀傷，觀眾意識到自己正面對一個無名的往昔，過客的悲傷正是由直接面對歷史而引起的。

作品以碑為題，卻又可以以「反紀念碑」（counter-monument）的理念來理解。傳統意義上的紀念碑一般指涉由權威樹立，以宣揚官方光榮歷史或將政治理念合法化，又或紀念大浩劫（holocaust）和戰爭犧牲者的建築。[5] 為顛覆權威與不公的集體記憶，反紀念碑成為二戰後德國公共藝術的一大類別。屬於個人的墓碑不屬於傳統意義上的紀念碑，卻與紀念碑面臨同一困局。人將應該記憶的歷史外化在碑上，而沒有內化在人心中；記憶的責任被推給了石頭，碑提醒過去的功能被懸置。立碑成為一種自我安慰，人想在世間留下什麼，卻始終沒能真正留下。遺忘令記憶的責任被轉交給石頭，繼而邁向毀滅。「反紀念碑」的作品不是要成為人們的撫慰，反而希望抓住一些特定時刻中，人們感到自己直面往昔的那種震撼情感，可以是一點疑惑、一點恐懼、一點敬畏、一點哀傷。與過去有了情感上的連結，歷史不再僅是冰冷的石頭與文字，而將被活化成記憶。這是一項記憶工事（Erinnerungsarbeit; Memory Work），期待能展開妥善地記憶過去之過程，它不僅涉及將過去紀念碑化的過程，更著重過去對現在的影響；它並不只希望流傳來自過去的物質，而更必須善盡道德責任，保持對那些曾經在此卻不復存在的不同群體負有債務之感，將記憶的責任從石頭上卸下來，從新植入活人心中。[6]

主流歷史企圖周全、權威，實際卻掛一漏萬。只有無數微觀歷史，才可以構成更宏觀的視野。殘碑除了是一個人的遺物，也是一個世代的遺物：它們是一個消逝世代的碎片，有意或無意地從原始的語境中割裂開來，成為當代文化的一部分，遺物因此同時具有過去性與當下性，它植根於過去，但又屬於此時此地。[7] 作品不在於懷古、重構過去，或呼籲保育所有來自過去的一切，而是希望抓住一些特定時刻中，人們感到自己直面往昔的那種強烈情感，展現「轉瞬即逝與綿綿不絕、毀滅與存活、消逝與可視可見之間的張力。」[8] 觀乎過往，可讓我們具備前瞻式的尋求。生與滅無往不復，終究是循環，在時間下難盼永恆，我們都只能是歷史的過客。

[1] 高添強：〈香港墳場發展史略：1841-1950〉，載張燦輝、梁美儀合編：《凝視死亡——死與人間的多元省思》，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2005，頁228。

[2] 梁美儀：〈香港墳場：城市空間的「異域」〉，載張燦輝、梁美儀合編：《凝視死亡——死與人間的多元省思》，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2005，頁258。

[3] 巫鴻：〈廢墟的內化：傳統中國文化中對「往昔」的視覺感受和審美〉，載巫鴻著，肖鐵譯，《廢墟的故事：中國美術和視覺文化中的「在場」和「缺席」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7，頁24。

[4] 同上註，頁28。

[5] 黃慕怡：《遺忘的權利：從反紀念碑的記憶工事探討〈歐洲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〉》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博士班美術理論組（西方美術史）博士論文，中華民國一〇八年八月），頁4。

[6] 同上註，頁5。保羅．利科（Paul Ricœur）著，李彥岑、陳穎譯，《記憶，歷史，遺忘》，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8，頁112。

[7] 巫鴻：〈廢墟的內化：傳統中國文化中對「往昔」的視覺感受和審美〉，載巫鴻著，肖鐵譯，《廢墟的故事：中國美術和視覺文化中的「在場」和「缺席」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7，頁69。

[8] Hans Frankel, 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, p109-110. 載巫鴻：〈廢墟的內化：傳統中國文化中對「往昔」的視覺感受和審美〉，載巫鴻著，肖鐵譯，《廢墟的故事：中國美術和視覺文化中的「在場」和「缺席」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7，頁33。